在我国佛教史上，比丘尼之贡献虽不如比丘之多，然其中亦不乏戒行精严、学优行粹之修行者。依《比丘尼传》书中所载，由晋代迄梁武帝之间，我国佛教界即已有不少杰出之比丘尼。如道容‘戒行精峻’(卷一)，令宗‘学行精恳，开览经法，深义入神’(卷一)，慧果‘常行苦节，不衣绵纩，笃好毗尼，戒行清白’(卷二)，慧耀甚且烧身以供养三宝(卷三)，凡此皆足令人钦仰。
古代世俗女子虽有读书识字者，然真能登台讲说者则极少见。《比丘尼传》书中所载之比丘尼，则颇有能登台讲解经律、著书立说者。晋穆帝时，妙相‘每说法度人，常惧听者不能专志，或涕泣以示之’(卷一)。齐武帝时，昙彻‘才堪机务，尤能讲说。剖毫析滞，探赜幽隐。诸尼大小，皆请北面’(卷三)。智胜研读律藏，‘自制数十卷义疏，辞约而旨远，义隐而理妙’(卷三)。由此诸例，可以窥见比丘尼在我国早期佛教史上地位之一斑。
至于二十世纪的后半阶段，比丘尼也是台湾佛教的中坚分子。不唯人数远较比丘为多，且颇多能独当一面，弘法利生者。如证严创办慈济功德会，兴办大型医院及大学，其弘法事业规模之大，为前此之台湾所未有。恒清为美国威斯康辛(Wisconsin)大学博士，身任台大哲学系教授，且掌理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，对台湾佛教高等教育有相当程度的影响。其他方面之杰出比丘尼，在台湾亦为数甚多。种种迹像皆显示出，在现代台湾佛教僧团里，比丘尼有相当重要的地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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