标题：王雷泉：字字如法，寻思何曾说一法——怀念严北溟先生

内容：
字字如法，寻思何曾说一法怀念严北溟先生[《改变命运的六十天严北溟与国共和平谈判》上下集于九月六日、七日晚上九点正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播出。

寻出这篇为复旦大学哲学系建系五十周年而作的纪念文章，以纪念我的导师。

2010年9月3日凌晨]王雷泉在农村插队九年，饱受无书可读之苦。

时曾戏言：要么不读，要读就读复旦；要么不学，要学就学佛学。

没想到一言成谶。

作为哲学系七七级学生，当时选修最多的倒是历史系和中文系的中国思想类课程。

然而严北溟教授的佛教哲学史，我连听二遍，一课不落。

先生个子瘦小，然目光似炬，声洪如钟。

记得讲华严十玄门，先生不带片纸，旁征博引，把普遍联系、事事无碍的法界缘起思想，表达得酣畅淋漓；一边奋笔疾书，二大黑板的引文，片刻间一挥而就。

听先生讲课，每有手舞足蹈、如醉如痴之感。

本科毕业，遂投入门下攻读佛教哲学，从此走上了佛学研究的不归路。

先生1990年去世时，身为受业弟子，我曾撰挽联：说法七十年，字字如法，寻思何曾说一法；求道颠沛间，头头是道，撒手顿入解脱道。

虽不合章法，却也概括了先生一生求道治学的曲折生涯，寄托了从先生受学所获致的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。

先生十四岁时，曾得湖南湘潭益智学校论文比赛第一名，获奖论文《论孔子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》，针对五四后全盘否定孔孟学说的倾向，提出孔子思想构成中国几千年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结构，应把历代君王利用孔学为统治术同孔学本身的思想价值区别开来。

把经史旧知同新思想联系起来加以分析，从历史的总体角度考查和评价思想家和各种文化现象，是先生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道。

六十年代，先生发表《怎样评价孔子》、《论仁孔子哲学的核心及其辐射线》，为此在文革中和周予同教授一起被揪到曲阜孔庙前批斗。

文革结束后，先生接连发表一系列论文，呼吁重新审视儒道佛思想。

在提交《孔子要平反，孔家店要打倒》论文的一次学术会议上，大胆提出：马克思主义要坚持，马家店也要打倒！

真是掷地有声，语惊四座。

先生为追求真理，一生历经坎坷，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。

现在回过头看这些篇章，仍可一窥先生为思想学术领域拨乱反正所做的大量工作和良苦用心。

1968年冬，先生被横加罪名关进上海思南路的一个看守所。

在长达九个月的铁窗生涯中，曾有诗云：三生有幸万缘空，他把佛教的空一种否定性辩证法的概念，作为自己在困难环境中坚持战斗的精神力量。

八十年代初期，哲学系部分师生一篇关于认识论的学术论文，被打为反马克思主义，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，当时空气甚为紧张。

我在先生家中，坦言自己对这篇论文的看法，认为至多是鸣不当时而已。

先生谈起学校召集他们这些老教授开会，要动员各自研究生写批判文章，可以在《复旦学报》上发表。

我不便多言，唯唯而已。

倒是先生的公子严捷帮我解了围：雷泉虽然穷，这种稿费是不要赚的！

先生笑笑，意味深长地注视我一眼。

先生弥留之际，有次对我谈起，他写的很多文章其实都是可以烧掉的，此时我算是读懂了先生当时的眼神。

挽联中所写寻思何曾说一法，即源于此，典出佛教所谓释迦牟尼说法四十九年，不曾说一法。

正如《中庸》所言，唯君子能时中。

佛学认为不可言说的最高真理，在不同的时节因缘下，必须针对众生根机而采取不同的说法方式。

而一旦导人悟法，则一切言教皆可舍去。

正是这种随缘销旧业，任运着衣裳的豁达态度，使先生坦然地面对人生中的一切顺逆之境。

以解脱作为哲学的最高境界，超越俗世的名缰利锁，超越有限的生死之流，进入绝对无待的永恒之境。

《新民晚报》2006年11月16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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